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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民工城市住房问题及其解决对策 --基于中国八大城市的调查与分析(一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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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城市,农民工普遍以租房居住为主,居住条件较差,居住地变换频繁且距市区较远,住房满意度较低。现有的城乡二元结构以及与之相关的城市住房、社会保障等各种制度的限制和约束,是造成这一问题的深层次原因。解决农民工城市住房问题,需要多措并举,不断深化城市住房制度改革,突破城乡二元结构的限制,完善城市住房保障体系,增强农民工收入。

农民工是指户籍在农村身在城市或异地从事非农业生产的劳动者。2017年我国农民工总量约2.86亿人,这是一个庞大的、在中国经济体制转型和社会体制变革时期形成的特殊群体。他们完全或者不完全放弃了农业生产劳动。从农村进入城市,大部分从事制造业、建筑业和服务业。虽然参与城市劳动分工,但是他们很难完全融入城市生活,处于“城市边缘”的尴尬境地。加快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,是党的十八大、十九大确立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的目标要求。而农民工市民化是困扰当前城镇化的难题,其中的居住问题又尤为突出。“安居”才能“乐业”。农民工居住环境恶劣,严重阻碍了他们对城市的认同。不能“安居”构成了农民工向城市迁移的反推力,尤其是在购房和租房成本高企的大城市,农民工的居住问题更加突出。

一、农民工的城市住房状况

调查数据显示,我国农民工受教育程度较低,高中以下学历的占比高达77.4%,学历层次不高导致农民工只能从事技术含量低、劳动条件差,劳动报酬低的工作。2013年在上海、天津、广州、武汉、成都、兰州、哈尔滨、三亚八大城市工作的农民工,有57.6%的人主要从事制造业和建筑业。在工资收入方面,2015年农民工平均工资3072元。需要指出的是,在现有住房体系下,收入水平直接决定着农民工在城市的居住状况。

(一)个人租房居住为主,保障住房覆盖率低

农民工完全或不完全房企农业生产经营活动,到城镇务工,工作地点虽然在城镇,却很少能够在城镇定居。据《2015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》显示,农民工在单位宿舍居住的占28.7%,在工地工棚居住的占11.1%,在生产经营场所居住的占4.8%,与他人合租的占18.1%,独立租赁居住的占18.9%。另外,从雇主或单位得到住房补贴的农民工所占比重仅为7.9%,不提供住宿也没有住房补贴的比重达到46%。这些情况表明,在外租房或在单位宿舍居住是农民工解决住房问题的主要方式。对农民工而言,依靠自购房或自建房解决住房问题并不现实。虽然近年来城市保障房政策的覆盖面持续扩大,然而申请条件较为严格,上述情况并未得到根本改观。

(二)住房满意度较低,居住条件比较差

对于以个人租房和员工宿舍为主的居住形式,农民工的满意度不高。既有住房条件较差、设施不完备等原因,也有住房面积狭小,居住拥挤,离工作地较远等原因。相关数据显示,2016年我国城镇人均住房面积33平米,农村人均住房面积37平米。与之相比,农民工人均住房面积大多数在10-12平米左右。笔者在实地调查中发现,在私人出租屋内,设置隔间、上下铺、多人合租的情况较为普遍;在员工宿舍内,“一人一铺”的情况比较常见。另外,农民工一般居住在简易房、普通平房或老式楼房里,其中很多住房基础配套设施不齐全或年久失修。

(三)居住地变换频繁,工作变动是首因

农民工工作不稳定,具有较大流动性。调查发现,农民工从事临时工作的比例较大,大多无编制,散工、短工、零工较为普遍。一般来说,随着劳动任务的结束,居住地也将发生改变。2016年我国签订劳动合同的农民工比重下降为36.2%,比上年下降了1.8%。这不仅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农民工所从事工作的临时性,也反映了农民工作变动的幅度。除此之外,为了上班方便、家人随迁、结婚或同居、买房、子女上学、原住处拆迁等也是农民工居住地变换的重要原因。当然,农民工也会出于多种考虑选择变换居住地。而工作变动依然是他们考虑变换居住地的首要原因。

(四)农民工聚居明显,易形成“贫困文化”

“贫困文化”这一理论认为,在社会中,穷人独特的居住方式促进了穷人间的集体互动,使其相对隔离于整个社会生活,这样就产生出一种脱离社会主流文化的贫困亚文化。在这种环境中成长的下一代会自然而然地习得贫困文化,进而导致贫困文化发生代际传递。相关调查显示,农民工聚居特征明显,在城中村、城乡结合部等区域聚集着大量的农民工群体、一方面农民工大量流入。另一方面本地人持续流出,在这一特定的“圈内”,农民工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认知、交往方式和生活习惯,并通过自己的“圈内”交往。不断强化着身份认知,进而将文化价值观念传递给下一代。

二、农民工城市住房问题的成因

通过对农民工城市住房状况的分析,我们知道大多数农民工不满意目前的居住状况,但是却又无力进行改善。表面上,这缘于农民工收入低,经济支付能力差,而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现有的住房政策、社会保障、二元户籍等各种制度的限制和约束。

(一)城乡二元结构的限制

我国城乡分治的二元社会结构与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是对应的。我国现行的户籍制度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的计划经济时代,其本意是要承担社会治安和人口统计的社会功能。但是,随着计划经济的发展。现行户籍制度逐渐有了身份、福利、待遇等附加属性。即区分城乡居民身份,并赋予其不同的权利和义务,强化城乡人在社会福利、待遇及所享受公共服务方面的差异。同时,户籍制度可以延及后代。形成具有鲜明世袭等级色彩的身份制度。没有城市户口的城市农民工,不能与“市民”平等共享城市里的各种社会资源,包括住房自愿。中国城乡二元结构体现在住房问题上就是城乡住房二元结构。这是制约农民工城市住房的一项基本制度“瓶颈”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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